绪论
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编史方法、基本内容、主要功能
引言
1、编史学
在英语中，Historiography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1.被人们所写出的历史；2.对于历史这门学问的发展的研究，包括作为学术的一般分支的历史的历史，或对特殊时期和间题的历史解释的研究。对于此词，国内有不同的译法，本书将其译为“编史学”。当然，这种译法也可能带来让人望文生义的误解，所以，这里先要对编史学的概念作一些简要的讨论。
如前所述，讲英语的历史学家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编史学这一术语。在宽泛的意义上，它指一般的被人们写出的历史，是撰写历史的活动，在某些场合，编史学家((historiographer)甚至可以是历史学家((histoiran)的同义词，但这种用法现已较为少见。这是一种传统的用法，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直到现在，许多历史学家也还常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此词，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已被另一个更简短但又多义的词——“历史”(history)所取代。
狭义地讲，编史学这一术语在英语中指对于历史的撰写，历史的方法、解释和争论的研究。虽然对于史学史的研究并不是什么新的领域，向前也可追溯到公元前，但直到大约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史学史的研究才趋向于成熟，一种对历史这门学科的历史的分析性和批判性的观点才确立起来。相应地，英语中编史学一词与史学史研究密切相关的这种用法的起源较晚，大约在2。世纪初才出现，而且这与19世纪末德国史学史家们频繁地使用德语的Histoiographi。一词有间接的联系。在20世纪，在英语世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史学史的价值所在，尤其是认识到像其他的文化形式一样历史著作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必须将其放在产生它们的文明的背景中作为人类思想史的一个方面来考察。同时，随着史学职业化.对历史解释的争论也逐渐增多，人们愈发感到需要一个专门的术语来表示对史学争论的研究这样，编史学词便更多地在第二种意义上为人们所使用。
在随后的发展中，编史学与史学史相关的这种用法的含义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展。编史学的研究范围延伸到当代，包括分析和研究历史学中当前的各种思潮，力图帮助史学家们发现他们的研究兴趣、方法等等与范围更广的思潮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编史学也成了一种“批判的工具”，并与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的研究范围有了很多的重叠。
在我国，学术界常用“史学理论”一词来指那些非原初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而又与一些史学基础性问题(包括历史哲学)有关的研究。这种“元”史学的研究，与编史学的所指是相近的。当然，国内“史学理论”界所关心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与国外的编史学研究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
在作了以上的讨论之后，便可以较为明确地讲，本书书名所指的编史学，就是在第二种扩充了的意义上的编史学。在史学界，有时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编史学研究不是第一流的学者所从事的工作，仿佛其工作的价值要低于真正的史学研究(如从原始史料出发的对“历史”的研究)。在我国，这种观点也是存在的。对此，这里不准备再作长篇的分析讨论。简单地讲，编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研究借鉴西方编史学的成果，对于我国史学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
2、科学史
讲到科学史的概念，首先涉及到对“历史”概念的理解。事实上，“历史”的概念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在英语中history(历史)一词至少可以在二种层次上来理解。首先，在最常见的用法中，它指人类的过去。而在专业性的用法中，它或是指人类的过去，或是指对人类的过去的本质的探索。同时，不论是在通常的用法中还是在专业的用法中，这一概念也还指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说明和描述，也即由人所写出的“历史”(当然，仅仅对于一个事件的各个方面作出按时间顺序的说明还不一定是历史)。对于历史这一概念的这些不同的理解，在历史哲学中也对应于不同的流派。例如，在一些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家中，便认为除了历史学家根据原始材料而构造的历史之外，并不存在有“实际”的历史。但如果不做本体论讨论(这种本体论的讨论将是更有争议且更难达到一致结论的)，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像这样的说法也并不是很容易驳倒的。因而，在西方的历史学界，目前较为普遍地采用的看法，倒是将历史视为人类(当然是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建构，而对本体论意义上的那种“实际”的历史的间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至于谈到科学史，则除了历史的概念之外，还涉及到“科学”(Science)的概念。“科学”同样也是一个有多重含义的概念。在对此做专门研究的科学哲学界，对于什么是科学，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间题，而且尚无为所有科学哲学家一致认可的对“科学”的定义。但是，在一般的理解中，“科学”至少也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被看作关于自然的经验陈述和形式陈述的集合，是在时间中某一给定时刻构成公认的科学知识的理论与数据，是典型的已完成的产品。在另一层含义中，科学是由科学家的活动或行为所构成的，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人类的一类行动，而不论这种行动是否带来了关于自然的真的、客观的知识。一般地讲，在科学史家所关注、所研究的“科学史”中所涉及的“科学”，主要是后一种意义上的科学。(当然，也是不能完全地将前一种意义上的科学完全地排斥出科学史的领域的)
3、科学编史学
在做了以上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说，本书所要讨论的“科学编史学”，即是对“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进行的“编史学的”（historiographical）研究。至于科学编史学是否可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方面的争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领域中的理论性研究对于科学史乃至一般历史学的意义。这种意义甚至远可推及到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等众多相关的学科。与一般历史学相比(如从学科确立的时间和研究者的人数等方面来相比)，科学史的确可以说是一个晚生的小学科。而与科学史的发展相比，科学编史学的研究就更显得滞后，研究成果就更少，研究的规模就更小了。但即使如此，科学编史学仍是一个相当广阔的领域，有众多重要的课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具体到在国内进行科学编史学研究，主要的困难有两个，一是在国内查找国外有关文献的艰难，一是几乎对每一个论题都是从零开始学习。本书自然远未穷尽(也不可能穷尽)科学编史学的全部内容，只是对于笔者认为重要而且在现有研究条件下可先进行研究的若干间题，在西方对这些问题的有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讨论。因此，本书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研究总结，故被名为“初论”。或者，用早已为人们所用俗了的说法，也可算做我国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引玉”之“砖”吧。当然，如有可能，笔者当继续为“续论”的问世而努力。
正篇：科学史的兴起与发展概述
第三条原则是，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级的历史。所谓次级的历史是指对该问题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正如哲学对自身的批判形成了哲学史，历史对自身的批判也形成了史学史。
—柯林伍德，《自传》
一、对讨论范围的限定
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在众多古代史书中，很早就有了与科学史有关的史料记载。从宋代开始，还出现了像周守忠的《历代名医蒙术》这样的医史著作;而到了清代，甚至有了由阮元等人撰写的《畴人传》这样专门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传记专著(其中并有若干重要的西方科学家之传)。有人认为，我国学者对科学史(主要是中国科学史)的真正研究(而不仅仅是对史料的汇集和简单记述)，始于本世纪起始的前后。<1>但是，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一般地认为，与近代科学诞生直接相关的文化传统也是西方的。相应地，科学史在其作为一门学科这种意义上，基本上也是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土壤。本书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正是与西方科学史发展密切相关的理论性问题。因此，在概要地回顾科学史的发展时，我们也只局限于西方科学史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的历史上绝无科学史的工作(哪怕只是萌芽式的工作)，只是说这些内容不在本书所讨论的范围而已。
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科学史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从形态、研究方法、侧重点到总的科学史观都经历了种种变化。正像有人认为理解科学的最好方式之一是学习科学史一样，通过对于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的考察，也会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科学史本身。然而，“科学史的兴起与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本章的有限篇幅内，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关于科学史发展的近期情况和现状，则将在本书的其余各章的相关的内容中部分地有所涉及。至于完整的科学史发展史，那应是一部篇幅巨大的专著才能容纳的课题了。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些科学史家的著作中，对于科学史、医学史和技术史等，有时是分别对待的，这些学科之间也确实有些明显的区别，但在这里找们不作如此细致的区分，而是对最广义的科学史(即包含所有这些学科在内的关于最广义的科学的历史)来作一整体性的概述。
二、.科学史的早期发展
如果从分类的角度而言，可以说科学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子分支。当然，对于科学史与历史学的关系，直到本世纪才开始有人予以认真的考虑，而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一般的历史学与科学史的发展彼此几乎没有联系。西方的历史学源于古希腊，但科学史最初的形态亦出现于古希腊时期。几乎从一开始，历史的描述和分析就伴随着科学(当然是广义的科学)的发展。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已描述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医学发展的历史(就医学史来说，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的古罗马名医盖伦(Galen)也做过类似的工作)。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他的著作中的习惯是，从对所讲述课题的历史回顾开始论述，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留下了关于早期希腊哲学的历史。当他想要谈论原子与虚空的问题时，他就先描述原子论的历史，并在想象中与已去世的德漠克利特进行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历史方法还影响了逍遥学派，例如，他的学生、植物学家德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os)就创立了搜集汇编和注释古代希腊哲学家著作这种历史撰写的方式。尤其应当提到的是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埃德漠(Eudmos )，他甚至撰写过天文学史和数学史!遗憾的是，这些著作都已轶失，只是从古代末期和中世纪初期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我们才知道其片断。事实上，当古希腊的数学家们想要解决问题时，一种很自然的方法就是从说明这个特殊课题的历史开始，这被看成是问题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再后一些，在公元5世纪，普洛克劳斯(Proclus)曾撰写过殴几里得几何学的历史;在公元6世纪，辛普利修斯(Simplicius)撰写了关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著作的注释，并对更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的观点给子了说明。
到中世纪时，一些阿拉伯的学者也对科学的历史表现出了兴趣，例如，在11世纪，赛义德·阿尔·安达卢西(Said al-An-dalusi)在其撰写的科学史中，就已将世界各国的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强调了科学的整体性概念、科学的国际定义和科学作为一种智力冒险的重要性。此后在13世纪左右，一些埃及、叙利亚的学者们也对科学史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
在16-17世纪，伴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有关科学史方面的著作开始不断增多。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信徒们在医学史和化学史方面的著作，如丹麦化学家和医生博里修斯(O. Borrichius)于1668年写成的化学史。这些著作与当时宗教、医学和化学的改革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此期间斯普拉特(f.Sprat)的《皇家学会史》01667)的出现也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是为了保护皇家会员免受鼓吹亚里士乡德哲学的人士的攻击，以辩护的方式与成的。在1613年，英国数学家沃利斯(J.wallis)关于几何学的历史与实践的论著，被称作是英国第一部严肃的数学史著作。而沃顿(W.wotton)于1694年出版的《对古代与近代学术的反思》一书虽然涉及到了人类知识的主要领域，但特别关注一些科学学科，其中尤以对生命科学的论述最为出色，包括对血液循环的发现和近代解剖学的发展的论述。它被称作是英语中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科学史的最早的单卷本著作。
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上述这些早期的工作还只能算是科学史的雏形，实际上，直到18世纪之前，对于科学史细致的、系统的研究几乎还不存在。因此，从古希腊到18世纪以前，可以说是科学史发展的史前时期。
三、从学科史到综合科学史
从18世纪开始，伴随着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兴起，人们将历史看作是一种工具，认为它在反对古老的封建秩序的斗争中非常重要，18世纪文化的特征是科学与进步，是把科学看作社会进步的源泉，这种对科学与进步的强烈信念也反映在当时的科学史著作中。在启蒙时期科学史的标志是：在科学与社会问题方面一种朴素的乐观主义。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感到，如果不懂科学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科学;因为只有了解一门科学的历史，才能使一个对这门科学感兴趣的人知道，在此之前人们已做了些什么工作，以及还留下什么要去做。这个时期的科学史也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对科学发展真正的历史透视，而更多强调对有关课题的编年细节与概览，科学史研究的典型做法是选择某一个已经确立的学科或学科分支作为对象，并描述构成了该学科当代主题的各种因素是在何时、何地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细致的学科史研究开始出现。
要追溯学科史的发展，可以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条线索是，从更早的时期以来，甚至从古代开始，许多专业学术文献和著作中就包含有叙述该学科历史的章节。而到了18世纪之后，随着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家们更经常地在其著作中包括了“历史导言”，而且当时这样做是为了将自己的工作置于该学科的历史传统背景中，以强调其独创性和重要性。例如，达尔文(C. R. Darwin)在其《物种起源》后期的版本中，就对从拉马克到他自己在进化概念上的贡献给出了历史的说明，类似的例子还有像拉格朗日((J. L. Lagrange)在其数学著作中、赖尔(C. Lyell)在其地质学著作中对历史的叙述等等。从18世纪到19世纪到20世纪的今天，这种传统一直被继承下来。当今许多科学专著和教科书中仍常常以“历史导言”作为开始，这种历史主要是为了叙述和理解专著中所涉及的专业内容而服务的。它们也常常包括有重要的观点，因而对于科学史的研究者们来说，这种“历史导言”是一类重要的文献，但由于作者是科学家而非专业的史家，所以，从现代的某种观点来看，一些科学史家不认为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史，或至少以需要批判地阅读才行。
学科史发展的另一条线索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一批对一些专业学科的发展作了较系统研究的著作，当然，作者们仍是科学家，而不是(而且在当时也还没有)职业科学史家。在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中，首推以发现氧气而闻名的英国化学家普里斯特利(( J. Priestley)的两部著作:《电学的历史与现状》(1767)和《关于视觉、光和颜色发现的历史与现状》(1772)，法国数学家蒙蒂克拉(J. E. Montucla)的((数学史》(1758)(这是到当时为止对此课题最详尽、准确的研究，事实上，此书包括了力学、天文学、光学和音乐的内容，因为当时这些学科被认为是数学的分支)，以及法国天文学家巴伊((J. S. Bailly)的《古代天文学史》(1775)和《近代天文学史》(3卷，1779-1782)。像这样一些著作在今天的科学史研究中还常常为人们所参考使用。普里斯特利本人曾表述过他研究科学史的动机。他认为，与欧洲文明的任何其它特征相比，除了它综合性的力量之外，科学更能以进步的思想使启蒙运动让人满意，历史显示出来的这种进步不仅令人愉快，而且更为道德，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过去的伟大发现并非是无与伦比的天才们的工作，而是由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们所做的工作。
但是，此时的科学史还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标准，而是更多地要为当时的需要服务，例如，普里斯特利更把科学史看作是对尚未解决的问题已研究到了什么程度的一种估量，而巴伊则认为科学史往往是关于我们已做了些什么，以及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的报告而已。此外，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一批德国的学者们对学科史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写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包括格迈林((J. D. Gmelin)的((化学史))(3卷，1791-1799)、卡斯特纳(A. G. Kastner)的((数学史》(4卷，1796-1800)、菲舍尔(K. Fischer)的《物理学史》（8卷，1801-1808）和贝克曼(J. Beckmann)的《发明与发现史》(4卷，1784--1805 )。到19世纪后，这种德国传统的学科史的撰写方式又有了更多的继承者，继承者们著作的质量当然胜过了前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以历史学家兰克(L. Ranke)为代表的柏林学派的影响。在此期间，出现了像柯普(H. Kopp)的((化学史))(4卷，1843-1847 )、施普伦格耳(K. Sprengel)的((植物学史》(2卷，1817-1818)、达伦姆贝格(V. Daremberg)的《医学科学史》(2卷，1870),拍根多尔夫(J. Poggendorff)的《物理学史》(1879)和坎托(M. Cantor)的《数学史教程》(4卷，1880-1908)等一系列的学科史著作。在19世纪后期，一些德国学者还参加了多卷本《德国科学史》的编写，撰写了一些学科史作为这部巨著的各分册。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提到著名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马赫(E. Mach)所撰写的《力学史评》(1883),《热学史评》(1896)和《物理光学史评》(1921)等学科史著作。马赫的史学著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将科学、哲学和史学的思考融为一体。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学科史硕果累累的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著作外，还可以列举出其它许多，如:德朗布尔。
这样一种学科史的研究传统直到今日也仍未中断，其发展的趋势是研究得更加深入、更加细致，当然，与19世纪以前的学科史相比，在研究方法、目的等等方面又是相当不同的。尤其是，在当今科学史家的目光转向个别学科分支的精细历史研究时，他们也研究那些有关时期中实际存在的领域，同时也意识到当时其它学科的状况。至于19世纪以前的学科史，作者们主要是为专业科学工作者和学习科学的学生们而写作的。一般来说，他们并不担心对科学的历史解释对科学与哲学的综合，以及科学与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之间关系的间题。只有少数杰出的学者能将专业与一种真正的历史感和历史知识相结合。由于它们很强的专业性，除了专家之外，一般人也很难接近这些著作。
就科学史的总体发展来看，一个重大的转折是综合性科学史的出现。要追溯这一转变的出现，首先可以从哲学观点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影响谈起。
早在17世纪，培根(F. Bacon)就指出，对于那些想要发现人类理性本质和作用的人来说，学习历史是有目的的。培根的研究者罗西(P. Rossi)曾评论说:“按照培根的观点，如果我们想建立一种符合当代需要的新哲学，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获得一种坚实的知识，即关于我们所要取代的哲学的起源和信仰的知识。因此，在进步和增长中，他引申出来一种历史探究的方法，就是把现存的每一种哲学都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它的发展以及它同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联系来进行描述。”
在19世纪，出现了第一部综合科学史，即英国科学史家休厄耳(W. Whewell)的《归纳科学的历史》(1837)。正是从综合史的角度，有时人们评价说这是近代最早的一本科学史著作，它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都保持了经典的地位。这本书的书名也反映了休厄耳对培根的观点的信奉，即强调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归纳的科学。影响了休厄耳观点的还有19世纪英国天文学家赫谢尔(J. Herschel)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休厄尔试图对归纳科学的历史发展作出综合的估价。但他的科学史是在许多甚至当时就已过时了的二手文献基础上写成的，是一种为了哲学的目的而写的科学史。他的目的是要发展一种对于科学的哲学理解，试图以历史为基础，从中提出一种准确的科学方法论，而不是要在历史背景中去理解科学。此外，休厄耳的《归纳科学的历史》虽然表面上是一部综合科学史，包括有许多科学学科的历史发展，但他这部著作实际上并未将所有这些门科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只不过是将各门科学的历史汇集、堆砌在一起而已，还不能算是严格现代意义上的综合科学史。在休厄耳之后，这种以哲学为主要目的的科学史在19世纪后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像马赫、奥斯特瓦尔德(F. W.Ostwald )、贝特洛(P. E. M. Berthelot)和迪昂(P.Duhem)这样一些信奉实证主义哲学观点的杰出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他们一方面具有专业的知识，一方面又出于哲学的动机而进行科学史研究，并将这两者出色地结合起来。顺便可以提到的是，迪昂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纠正了休厄耳对于中世纪的看法，强调了中世纪对现代科学起源的重要意义。
综合科学发展的另一线索可以从法国实证主义者孔德(A.Comte)讲起。萨顿(G. Sarton)甚至评价说，“应该把奥古斯特·孔德看作科学史的创始人，或者至少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对于科学史具有清晰准确(如果不完全的话)认识的人。”孔德在1830-1842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中，明确提出了三个基本思想：1.像实证哲学这样一部著作，如果不紧紧依靠科学史是不可能完成的；2.为要了解人类思想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必须研究不同科学的进化；3.仅仅研究一个或多个具体学科是不够的，必须从总体上研究所有学科的历史。由此可见，与实证主义的哲学纲领相一致，孔德强调了统一的科学和统一的、综合性的科学史。但除了这种哲学上的重要号召之外，孔德本人对科学史的实际研究却是较肤浅的。作为孔德思想的继承者，“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坦纳里可以说是最伟大的、而且实际上是第一位科学史家……是最早充分研究科学史的人”。
坦纳里(P. Tannery)于1843年出生于法国，他的职业是在法国的烟草专卖局中的技师，而他的科学史研究则完全是在业余时间中进行的。坦纳里自己也强调他的思想与孔德思想的联系，并且经常表露对实证主义创始人的景仰。但与孔德大不相同的是，坦纳里本人对科学史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坦纳里认真地区分了学科史与综合科学史(或称“通史”)的区别。他强调指出，科学是一般人类历史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从属于特殊科学的一系列科学学科，科学通史并不仅仅是许多专科史的一种汇总或精炼，科学通史将涉及的问题是：科学的社会环境、各学科之间的关系、科学家的传记、科学的交流和科学的教育等等。遗憾的是，他自己也最终未能将这种研究设想实现。他一生只写了三部著作:《关于古希腊科学史》(1830)《希腊几何学》(1887)和《古代天文学史研究》(1893)，而他大部分的精力则用于编辑古代著作的工作。坦纳里曾说过:“显然，要作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史家，只是一个科学专家还不够。首先，他必须有专心于历史这样一种愿望，也就是说，要喜欢历史;他必须在其内心中培养自己的历史感，这是一种同科学意识完全不同的意识;最后，他还必须掌握许多专门的技能，这些技能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助手，但对那些只关心科学进步的科学家来说却毫无价值。”他曾准备要写一部完美的科学史，但他于1940年过早地去世，没能实现这一宏伟的计划。无论如何，坦纳里这位“现代科学史运动真正的奠基者”的科学史思想和研究对科学史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许多科学史家仿效的榜样。
四、独立的科学史学科的形成
要使科学史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在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准备之外，还需要将分散的研究活动变得有组织，并使科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变成一种专门的职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已经有许多迹象表明科学史在开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例如，早在1832年时，孔德曾向法国政府提议设立一个讲授一般科学通史的教授席位。时过60年，也就是在孔德去世35年后，这一建议终于得到批准，1892年在法兰西学院设立了科学史教授席位。1900年，坦纳里在一次历史学的国际会议上，组织了第一届专门的科学史国际会议。在德国，发展要更顺利一些，1901年，成立了“医学史与自然科学史协会”，1902年，有了专门的科学史杂志《医学史与自然科学史通报》，1908年，著名德国医学史家苏德霍夫(K. Sudhoff )又创办了杂志《医学史档案》。
尽管有上述许多令人欣慰的进展，但对于科学史的发展、对于确立了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做出最大贡献的，应该说是萨顿(U. Sarton)这位杰出的科学史家。在科学史作为一门现代的、独立的专业学科这种意义上，萨顿是真正的奠基者。
萨顿于1884年出生于比利时，他早期对于文学、艺术和哲学有很大兴趣，先是在根特大学学习哲学，但很快就转学自然科学。他学习了化学、结晶学和数学，在1910年立志献身于科学史的研究。萨顿的第一个创举是在1912年办起了综合性的科学史杂志《爱雪斯》(Isis ) 。 1913年，该杂志的第一期正式由出版社发行。到目前为止，这份杂志仍是科学史领域中最权威的杂志之一。在萨顿早期的一篇题为《爱雪斯之目的》的文章中，他讲到：
《爱雪斯》杂志的独创性与其说是在于它对工作范围的选择，毋宁说是它在力求作到百家争鸣。其实还有别的研究一门或数门科学史的刊物，但却没有一家刊物是把方法论、社会学及哲学的观点与纯史学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然而根据我在杂志的概括简介中所陈述的方法，只在会聚了所有这些观点和方法时，历史的研究才能获得它的全部的意义。
萨顿在哲学上受到了实证主义者孔德的极大影响，可以说是孔德和坦纳里的继承者，并将这两位先驱者的理想付诸实施。他坚信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正是由于有这种信念，以及他最高的目标—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萨顿将整个一生都贡献给了科学史的事业。他一生共写有三百多篇论文和札记、15部著作，编写了79篇科学史研究文献的目录(这种编写详尽文献目录的传统至今仍为《爱雪斯》杂志所继续，成了科学史家们重要的索引工具)。在1915年，萨顿到了美国，并在那里继续他的奋斗。在萨顿等人的努力下，1924年在美国成立了以学科为基础的学会—科学史学会。由于萨顿相信科学史研究最根本的原则是统一性原则，认为自然界是统一的，科学是统一的，人类是统一的，他本人还着手撰写《科学史导论》，以期实现他所追求的综合性科学史。但这部巨著萨顿在有生之年只完成了三卷(1927-1948)，而且第三卷内容也才写到公元1400年。
萨顿对于使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做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致力于建立科学史的教学体系。从1920年起，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设系统的科学史课程。他不但为科学史课程的建设和科学史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且也对科学史教学的意义和目的、对科学史教师的要求以及科学教学的许多具体技术性问题都作了大量的论述。
总之，正如萨顿的传记作者所言，萨顿的不朽功绩在于“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现在科学史已是一个稳定的学术领域。乍一看来显不出萨顿影响的痕迹，然而他不仅通过英雄般的劳动业绩创造并收集必要的建筑材料，而且他也把自己看成将科学史建成一个独立的和有条有理的学科的第一个深思熟虑的建筑师，他的确是科学史的第一位建筑师”。
自然，萨顿并不是新科学史运动唯一的组织者，在科学史学科的建设中，我们也应提到萨顿同时代的人，如英国科学史家辛格(C. Singer)和意大利科学史家米利(A. Mieli)等人的贡献。辛格于1923年负责建立了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史与科学方法系，米利则于1927年创办了第一份意大利的科学史杂志，于1928年创立了国际科学史学会。
从20世纪初科学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确立到现在，国际上科学史研究人员的队伍、有关机构、刊物的数目、科学史教学的普及程度、科学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以及科学史研究的领域等等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例如，在1983年《爱雪斯》出版的《科学史指南》专刊中，所提到的与科学史有关的刊物就达100种，而这份清单还并不是十分完备的，目前发表科学史论文的刊物的数目又有了很大的增加。尤其是，从编史学的角度来看，科学史也早已超越了萨顿的时代。从孔德到坦纳里到萨顿，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史观，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种传统的局限。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T. S. Kuhn)曾说:“科学史家们由于去世不久的乔治·萨顿在建立科学史专业中的作用，对他极为感谢，但他所传播的科学史专业的形象继续造成了许多损害，即使这种形象早就被摈弃了。”此外，英国科学史家霍尔（A. R. Hall）的一段论述也是有代表性的：
现在我们大大超过坦纳里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识到，尽管实证主义对编史学可以有很大的帮助，但它也可以有很大的危害，就像它对坦纳里本人的专业的影响一样。它是一种帮助，因为它能认识到成就的一种时间次序的意义;它是一种危害，因为它完全忽视了在科学中的主观性和理论的负载，更不用说带有特性的要素了。实证主义与优秀的常识完全一致，但是也与对历史的最精细结构的轻视相符合。它太容易产生编年史了，并且在受过训练的人们中鼓舞了这样的信念:科学是必须理解的，而历史是某种人们总可以查出来的东西。
然而，在这里有限的篇幅中，是不可能一一讨论在萨顿之后科学史在各个方面详细发展情况的。但除了下面将要讲述的内史论与外史论之外，在这里回顾一下撒克里(A. Thackray)在其有关科学史现状的综述中所总结的科学史研究的核心领域，或许可使读者对目前科学史研究的范围有一初步的印象。这些领域是:1，科学的社会根源与社会史;2，科学革命;3，古代与中世纪的科学;4，在非西方文化中的科学;5，国别研究;6,学科史;7，科学与宗教;8，科学、医学与技术;9，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10,“伟人”研究。虽然，对这些核心领域的罗列是个人的看法，但它也大致地反映了目前国际上科学史家们的主要兴趣所在。
五、内史与外史
如前所述，萨顿虽然对于将科学史建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的那种研究方法和历史观却在科学史界没有延续多长时间，而且对于后来科学史家们的实际工作影响不大。尤其是在谈到对于美国在萨顿之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科学史家们的实际影响时，我们不能不提到科瓦雷(A.Koyre )的名字。科瓦雷是一位作为俄国移民的法国科学史家，他具有引人注目的哲学研究背景。从30年代起，他对于科学史的研究(尤其是以其名著《伽里略研究》(1939)为代表)，开创了“观念论”的(idealist)科学史研究传统。这种传统视科学在本质上是理论性的，是对真理的探索，而且是有着“内在和自主的”发展的探索。50年代以后，科瓦雷的著作逐步地被译成英文，加上他在美国的讲学活动，使这种观念论的科学史研究传统在美国的科学史家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像萨顿等人也曾提到要注意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但他们却没有在这些方面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按照现代的划分标准，不论是萨顿的那种实证主义科学史，还是科瓦雷式的观念论科学史，都属于标准的“内史”范畴，与之相应的科学史观可以称为内史论。按内史论进行研究的科学史家认为科学主要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的、抽象的智力活动，而与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环境无关。他们关注的是科学自身独立的发展，注重科学发展中的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论的阐述、实验的完成以及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等等，关心科学事实在历史中的前后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比较成熟的科学学科来说，按这种方式来进行历史研究也许相对更合适些，因为成熟的科学学科本身的发展相对具有更大一些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内史虽然忽视了外部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研究方式就很容易，事实上，以这种方式从事历史研究的科学史家们要对所研究的科学问题有深刻的理解。这种科学的内史对于科学教学来说，也有重要的意义。在内史研究传统下，产生了许多出色的成果。
与内史论的观点相对，在20世纪的科学史发展中，外史论的观点逐步兴起，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传统。按照库恩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68)所写的科学史条目中的看法，这就是指“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虑”，主要的三种形式是研究科学制度史、科学思想史，以及以通过前两种研究的结合来考察某一地理区域中的科学，以加深人们对科学的社会作用和背景的理解。按照目前更广义的理解，外史论认为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等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有影响，这些环境影响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因此在研究科学史时，要把科学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中。
虽然从很早就已有人作了在库恩所讲的那种意义的外史研究(例如前面提到的斯普拉特在17世纪对英国皇家学会史的研究)，但真正对外史论的发展有直接关系的有两条线索。其中，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按库恩的观点，与此相关的还有通史传统和德国的社会学)。第一位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科学史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肖莱马，他关于有机化学史的著作《有机化学的兴起和发展》(1885)，可以说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科学史。然而，此后这类研究却中断了近半世纪之久。
在此线索的延续中，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出现在1931年。当时，在英国召开的国际第二届科学史大会上，苏联物理学家赫森((B. Hessen)提交了一篇题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这是一篇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对牛顿时代的经济状况、阶级斗争、哲学背景、物理学及技术等方面的分析来研究牛顿力学的产生与发展的论文。赫森主张，要想知道像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答案最好是从产生这些成就的社会背景中去寻找。赫森的这篇著名论文向西方的科学史家们显示了一种全新的科学史研究方式，在国际科学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而开创了科学史中外史研究的新时期。
与科学史外史研究传统产生直接相关的另一线索是，作为萨顿的学生默顿(R. K. Merton)，从1933年开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这篇题为《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于1938年正式发表，成了科学史中外史论传统发展中的又一经典著作。美国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默顿的这部著作从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出发，既论述了英国17世纪清教主义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促进科学技术的作用，也论述了经济和军事的需要对科学技术的促进。当然，在撰写这部著作中，赫森的观点对他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在这些进展之后，尤其是伴随着50年代以后美国科学史的职业化运动(在对科学史的发展的研究中，这是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转折)，对科学的外史研究越来越蓬勃发展起来。随着这种新的发展趋势，新的问题也接踵而来。因为，在科学史这门学科发展的很长的厉史中，人们撰写的科学史基本上是内史，只有当本世纪出现了外史论的观点和以这种观点指导而写出的外史著作后，内史与外史的区别才出现，人们才开始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对立起来。正如库恩所说: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当然，内史和外史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研究的角度不同，关注的重点也不同，但它们各自却具有自身的价值和重要性，这一点在前面已经分别论述了，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说谁优谁劣。尤其是，在许多情况下，内史与外史可以是一种人为的划分，但另一方面，内史与外史显然又都有着自己的不足和片面之处。只有通过两者的相互补充，才可能使我们对科学的发展获得一种全面的透视;虽然不同的研究者由于工作的目的、思想方式及所受的训练不同，在科学史研究中对内史研究和外史研究的侧重也有所不同。就内史而言，科学的发展虽与社会、文化、军事、经济等等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但科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尤其是当读者的兴趣和着眼点主要放在科学自身的内容时。因此，“如果认识到内史论只不过是由历史学家们为其自身的目的和方便而发明的一种分类的话，那么，作为一种非教条的方法，内史论仍将在科学史中继续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传统”但总的来说，外史论的观点对于当代科学史家是颇有吸引力的，它代表了科学史发展的一个方面，人们正变得越来越注重外史的研究。“虽然关于历史方法的争论从未达成最终的一致，但在当代的编史学中，社会史似乎提供了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众多的历史学家相信社会史提供了通向实在的最佳途径”。从前面所引撒克里总结的目前科学史研究的中心领域的清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式。
最后，我们还可以简要地提到，对于那种萨顿式的将科学史视为客观知识的理性积累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默顿的开创性研究还没有构成真正的挑战。对于这种挑战的真正促进，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库恩在60年代出版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所提供的。随着多数科学史家对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抛弃，科学史领域又生发出了所谓“与境主义”(Contextualist，既包括内史的，也包括外史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论”、“社会一政治建构论”及“现象学”等形形色色的新的科学史观与研究方法。对于这些更新的发展，这里就只能是点到为止了。
